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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內鬼”受賄泄露收購信息,恒大地產集團廣東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簡稱恒大廣東公司)損失1.2億元。
廣東省肇慶市端州區(qū)法院查明,2016年9月,時任恒大廣東公司投資部副經理的被告人左英,利用職務之便知悉恒大廣東公司擬收購肇慶國聲鐳射技術制作有限公司地塊項目(稱國聲地塊項目)底價等內部信息,幫助深圳前海華人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稱華人公司)先行以低價收購國聲地塊項目,再以高價轉賣給恒大公司,從中獲利。
法院認定,左英收受賄款共計1390萬元,這些款項均由行賄方轉至左英前夫余建勛的賬戶,余建勛明知轉入其賬戶的款項來路不合法,卻用于購置房產、車輛、生意投資和個人消費等支出。最終,左英因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獲刑九年;余建勛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獲刑四年六個月。
“內鬼”泄露收購信息
生于1983年的左英,于2014年12月入職恒大廣東公司,2015年1月出任該公司投資部副經理,負責二手項目前期資料審核、風險分析及談判組織工作,主導與合作方進行各項談判,組織盡職調查等工作。2018年1月,左英離職。2019年1月4日,恒大廣東公司向公安機關報案,稱左英涉嫌犯罪。
法院審理查明,2016年7月18日,許偉鎮(zhèn)(另案處理)受肇慶市國聲鐳射技術制作有限公司(簡稱肇慶國聲公司)委托處理該公司的股權交易事宜,并將該消息告知時任深圳前海華人金控集團有限公司(簡稱華人金控公司)負責人趙海龍(另案處理)。
同年9月,時任恒大廣東公司投資部副經理的被告人左英利用職務之便,在公司內部審批過程中獲悉恒大公司有意收購肇慶國聲公司地塊項目等內部信息,并透露給趙海龍、外界商人許偉鎮(zhèn)。
隨后,許偉鎮(zhèn)作為居間介紹人,在廣東創(chuàng)科投資有限公司(簡稱廣東創(chuàng)科公司,系肇慶國聲公司全資股東)、華人金控公司、恒大廣東公司之間協(xié)調交易廣東創(chuàng)科公司股權的相關事宜。
其間,華人金控公司從被告人左英處知悉恒大廣東公司將以2.8億元底價收購肇慶國聲公司,華人金控公司負責人趙海龍向左英報價2億元購買廣東創(chuàng)科公司全部股權,并答應在與恒大廣東公司的交易完成后支付該項目溢價款20%即1600萬元人民幣給被告人左英作為傭金,希望被告人左英繼續(xù)予以幫助配合。
為此,華人金控公司通過其控制的關聯公司深圳易多多貿易有限公司(下稱易多多公司)以1.9億元價格收購了廣東創(chuàng)科公司100%的股權,并順利將肇慶國聲公司(含該公司項目地塊,面積為45907.6平方米)以2.8億元轉讓給恒大公司。為了掩蓋實際上是華人金控公司收購廣東創(chuàng)科公司全部股權然后將肇慶國聲公司項目地塊轉讓給恒大公司的事實,華人金控公司制造了以廣州市移幣鑫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移幣鑫公司)名義向華人金控公司借款用于收購廣東創(chuàng)科公司全部股權的假象。
交易成功后,華人金控公司于2016年10月14日至2017年9月8日通過公司控制的關聯賬戶轉賬1390萬元到被告人左英提供的被告人余建勛名下銀行賬戶作為約定支付的傭金。
被告人余建勛明知被告人左英是為了收取犯罪所得,仍提供其名下中國銀行、中國農業(yè)銀行的賬戶接收款項,且收到贓款后用于購買房產、汽車、投資其他生意及個人消費支出等。案發(fā)后,余建勛為掩飾事實真相,仍堅稱上述款項是其為了投資幼兒園由左英作擔保的借款。
恒大廣東公司監(jiān)事徐彬洋證言顯示,在上述涉案收購中,該公司損失約有1.2億元人民幣。
被告人左英辯稱,恒大集團收購項目,從一開始的信息收集、合同談判,到上報集團審核,最后的決策是由董事局主席許家印作出,并非由集團下屬的分公司作出,因此不存在底價一說,所有的報價都是對方報價,恒大進行還價。
左英辯稱,“國聲項目的跟蹤和談判是由王某某帶隊進行,在此之前我和擬收購方沒有進行事前的協(xié)商或者達成回扣的約定,在談判過程中我亦沒有明示或暗示王某某擬定對對方有利的價格或條件。在王某某小組完成談判后,由其將收購合同以及相應的材料提交給我,我負責審核并提交給集團。其間我們是嚴格按照集團規(guī)定的模板合同和對方談判,最終的價格低于當時肇慶市區(qū)同時段、同地段的市場價格,恒大公司的利潤是很客觀的。整個項目上報到集團、董事審批,我沒有起到決策性的作用?!?/span>
被告人余建勛辯稱,“我于2016年與左英離婚,我銀行賬戶收到的1390萬元是我借款原打算投資幼兒園的,左英作為擔保人,但沒有簽訂相關的借款或擔保合同。我后來用這筆錢投資房產、餐飲、消費?!?/span>
獲刑九年
法院審理后認為,易多多公司收購廣東創(chuàng)科公司,或者恒大廣東公司收購國聲公司,上述兩宗收購的各個轉讓時間節(jié)點極為緊湊,幾乎同步進行。盡管恒大公司收購國聲地塊項目最終需由決策層拍板決定,任職恒大公司投資部副經理的左英并無最終的決定權,但左英在整個項目推進中履行的職責是前期資料審核、風險分析、合同談判等工作,能接觸到涉及項目交易的商業(yè)秘密。
法院認為,根據左英于2016年9月18日提交集團審批的《合同審批表》,該表的立項部門意見已載明項目轉讓價格為2.8億元,集團主席于2016年9月21日審批同意,次日移幣鑫公司即向華人金控公司申請借款用以收購廣東創(chuàng)科公司,同時華人金控公司于當日出具的內部審查意見表明其已得知恒大公司收購的底價為2.8億元,最終國聲地塊項目亦以該價格成交。相關人員聊天記錄、轉賬記錄均證實支付左英傭金是因為其為交易提供了幫助。因此,辯護人提出左英沒有為交易提供幫助,沒有知悉恒大公司收購底價的辯護意見,法院不予采納。
法院認定,本案的書證、證人證言均證實被告人余建勛賬戶收到的案涉1390萬元是左英的受賄款。被告人余建勛提出上述款項為借款,其在沒有提供抵押擔保且沒有簽訂借款合同的前提下“借款”不合常理。根據胡立波的證言和華人金控公司出具的說明,余建勛的收款賬戶是左英提供給胡立波,華人金控公司自始至終沒有表示該款是借款給余建勛,也從沒有向余建勛催收,被告人左英根本不知道余建勛“借款”,更沒有余建勛所說的左英為“借款”聯系和擔保。被告人余建勛辯解上述款項是由左英介紹和為其擔保、借款用于投資幼兒園的辯解意見純屬子虛烏有。
法院認為,余建勛明知轉入其賬戶的款項來路不合法,卻用于購置房產、車輛、生意投資和個人消費等支出。案發(fā)后,其仍堅稱上述款項是其為了投資幼兒園而由左英作擔保而向中科諾公司借款。因此,被告人余建勛主觀上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主觀故意,客觀上實施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行為。
根據查明的事實,按照約定被告人左英應收受賄款共1600萬元,其中的1390萬元分六次通過華人金控公司控制的關聯賬戶轉賬至余建勛的賬戶,均有相關銀行轉賬記錄佐證,法院予以認定。至于指控另外支付210萬元現金,無相關證據佐證,是否交付存疑,無法認定。
法院認為,被告人左英身為恒大公司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告人余建勛明知是犯罪所得仍予以掩飾、隱瞞,其行為已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且情節(jié)嚴重。兩被告人的違法所得,依法應予以追繳。
2020年6月24日,肇慶市端州區(qū)法院判決被告人左英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并處沒收財產五十萬元;判決被告人余建勛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繼續(xù)追繳被告人左英、余建勛犯罪所得人民幣1390萬元,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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